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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的金秋时节，我担任了某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上班的第一天，我走进办公室，在工作笔记本上认认真真地记下这样一段话：从今天起，我一定要让每一位来办事的残疾人朋友不失所望、满意离开。

　　一段时间以后，回头总结时发现，我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于是，我降低了工作标准，又在笔记中补充了下面这句话：尽力让找我办事的残疾人朋友不要带着气离开。此后，我努力地按这个要求做好每一件事。

　　怎样才能做到让残疾人朋友不带气离开呢?在工作中我体会到，除了在职责范围内事要尽心尽力办之外，对于职责之外的事，要学会倾听。在倾听中，我慢慢体会他们生活中的不易甚至是无奈;在倾听中，我和他们一起分享生活中的一点点进步和快乐之事。我用一种平等随和与真诚的态度让他们感受到尊重。遇到难事，我会尽力地帮他们出主意，让他们真正感到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我常常想，耐心倾听，虽然不一定能解决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但相互建立信任会让这些残疾人朋友得到一丝慰籍和力量，更会让他们心里燃起希望的灯塔，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每次倾听，一个个幸福或不幸的家庭故事，常常让我的心灵震颤。一位作家说，每一座外表繁华光鲜的城市背后，总有倾诉不尽的辛酸和痛苦。每次和残疾人朋友交流，听到他们无论是工作或生活中有了一点进步或喜事，我会发自内心为他们高兴。有时，在倾听中，看着他们无助的眼神，我的心也会和他们一样沉到谷底。

　　梵高说，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龙应台说，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是看这个城市怎么对待精神病人。

　　在这里，我和这些残疾人朋友有幸相遇，而更荣幸地是能为他们服务。生命有长度，而爱心无距离。通过我们工作中的一点一滴，尽力地架起政府和这些残障群体最后的一道联心桥。为此，从今天起，我陆续讲出和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为了让我们一起携手向善而行。

　　2012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办公室进来一位坐轮椅的大姐，面熟但想不起名字。她介绍说是住在某社区里的一位重度残疾人，与女儿相依为命。去年，女儿考入武汉的一所大学，通过我们区残联向省残联申请到一笔助学金。噢，我想起来了，是马大姐。

　　她先是小心翼翼地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家里挺好吧”这些家常话。坐了一会儿，她说要走。看着她小心卑微而欲言又止的情绪变化，我猜她一定有事找我。

　　“你有事吧，大姐?”我用一种似问非问的口吻讲，尽量不要让她看出我已猜出她的心事，以免伤了自尊心。

　　“没事，就是来看看你。”她明显言不由衷。

　　我也不好追问，等着她提问题。

　　“杜理，我走了。”马大姐又说到。

　　难道是我猜错了，但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有事。我便说道：“马大姐，有事就说，我们是一家人嘛!”

　　马大姐立马折了回来。话还没有说出来，她的嘴角不停地哆嗦着，努力克制着不让眼角的泪水掉下来。她说道：“我就是想问问杜理，今年能不能再给我女儿申请个助学金。我知道，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不能只顾我一家。”

　　这确实是个难题，这类助学虽然说没有规定只能享受一次，但是需要受助的残疾人家庭大学生每年都有增加，而且救助原则上要普惠，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

　　“本来不想麻烦您的，只是今年女儿的同学悄悄告我一件事，我想了很久还得找您帮忙。”马大姐接着说道。

　　马大姐给我讲，女儿上学了，舍不得花钱买水果，又不好意思吃同学的，她总是告同学们自己不爱吃水果。其实，女儿从小有便秘的毛病。怕同学笑话，女儿周末或晚上到离学校很远的菜市场买便宜的，在返回学校前匆忙吃掉。

　　马大姐家的情况我了解，母女俩吃低保，加上各种补贴，虽然每月能领到两千多元钱，但是马大姐常年吃药，再加之女儿上学，日子过得紧。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艰难，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到，别人是无法想象的。

　　我一下子想到自己的女儿，她也在外地上大学。无论是父亲和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一样的。听着听着，我泪眼婆娑。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她们。

　　（杜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