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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常说往事如烟，这烟在哪里?它只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也即脑海里。这烟如丝如缕，成团成片，或聚或散，似隐似显，笼罩着曾经的人和事。在写下这个标题后的若干天里，我才领悟到了这种感觉，体悟到了其中玄奥。

　　进入山西人民出版社已有三十多个年头，曾经的同事一批批退出了岗位，其中有的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遥忆他们，他们未曾有过多大的丰功伟绩，但他们在人民社的岁月中存在过、活跃过，往事如烟，从他们渐渐模糊的身影中还可捕捉到的只是片断。

　　我想记述几位，但与他们均未在同一部室工作过，于是所能写下的，更仅止于片断而已。

　　水天生就是其中一位。

　　我是1984年底办调入出版社手续的，虽明确是为创办《编辑之友》，但当时刊物还没成立编辑部，一切还归总编办管，编办主任是聂民仆，在他办公室遇上一位体貌廉廉的中年人，聂民仆介绍说这是水天生，这样他就成了我在出版社本部门外最早认识的老编辑。

　　当时水天生是古籍室副主任，他一人用一办公室，邀我去坐坐，这样就熟悉起来。后来才知，出版社80年代初很火的《夜读》杂志就是他主持的，这令我很敬佩，但得知这份刊物最后停办的原因竟是水天生夫人生病至去世使其无瑕去办刊时，却又感到不解了，难道当时出版社真无人去管和无人能编吗?一份很有希望的刊物就这么随便夭折了。

　　在出版社的人员中，论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大概水天生是唯一。这不是他对我讲的，是在多年后我从别处知道的。那是90年代后期了，我因主持《编辑之友》而与全国许多期刊有了联系，在广州《东方文化》上见到一篇讲述兰州水氏家族的长文，我拿给水天生，他说这是他们家，他感激我的同时又给我看了些其他资料，包括他写的但不曾发表的回忆文章。他们水氏在水天生之父辈时极为兴盛，兄弟均有成就而尤以老大水梓最出名。水天生之父为水榕，是兄弟中的老二。水梓清末中秀才，科举取消后入京师法政学堂，曾参加同盟会活动，民国后曾任民国议会议员、中央考试委员会委员、甘肃教育厅长。甘肃解放后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第一届政协常委。其诗文书法俱佳，被人誉为“陇上第一名流”。水氏家族所住宅院名煦园，当地人称水家花园。连《甘肃交通志》都写到水家，因为他家在兰州是唯一拥有欧式马车的。水天生这一辈十几人中也是人才辈出，其中如水天中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美术评论家，担任过《中国美术报》主编，在水天生办《夜读》时给过不少帮助。再如水天明是兰州大学教授，其子是90年代家喻户晓的中央电视台记者、主持人水均益。

　　水天生是50年代兰州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当记者的，那时他们是双重身份，新华社发稿时为新华社记者，如稿件被人民日报发表，则署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年轻的水天生写了不少各类文章，但其中流传最广的却是一篇不足两千字的通讯《英雄母亲的会见》，记述苏联二战女英雄卓娅之母访问中国时与刘胡兰母亲的会面，全国所有报纸都刊发了。当时上小学的我记得就读过。50年代后期新华社整顿，家庭有“问题”的调出了，水天生也下放到山西的戏剧研究所。水天生毕竟是有功底的，他不仅很快在晋剧研究上出了成果，还研究山西历史，后来撰写了《从流亡者到国君——晋文公的霸业》一书。

　　凭借在新华社时积累的人脉，水天生来出版社后组织了不少有特色的书稿。“文革”开始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而成为全国大批判对象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中，廖是幸存者，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参与了对“四人帮”的法律审判。水天生约他为《夜读》写了多篇杂文、随笔，还请廖沫沙汇集他劫后余生之作，在山西出版了《廖沫沙近作选》。周谷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主人士，“文革”后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水天生约请他将30年代所著《中国通史》两卷本精编为一册，在山西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本。霍松林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陕西师大教授，水天生参与了他主持的《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的编写，并担任了该书责编，全书三大册270万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

　　水天生在出版社干的最后也是最大的工程是责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这是中央党校组织100多人编撰的一部党建大型文献工具书，仅编撰提纲就50万字，1990年9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列入出版计划，责编确定为水天生，直接抓此部书编辑进展的总编陆嘉生，可以说也是半个责编。书要在1991年4月出版，在这半年时间里，处理2000万字的原稿，完成设计、印刷的协调工作，任务之重任务之难是可想而知的。水天生全力投入，终于使这套9卷本，总字数1500万字的大书如期出版。书的主题内容、出版价值以及成书规模在山西人民出版社乃至山西出版史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了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献礼产品。也就在这一年，水天生被授予山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水天生退休后，有朋友建议他将自己的东西整理出书，但他总是摇头，用他的话说是“不值一提”。我断不了去看看他，有时喝点小酒聊点大天，也顺便请教他一些问题，每次总会有所收获。大约是2010年左右，他找我去，说想出个集子，我奇怪他怎么会改变想法，他说是在兰州的一位亲戚(大约是堂妹夫)，也在出版社工作，现在出了一书寄他，触动了他，他让我来帮他编，我自然没有不接受的道理。以后他陆续寻找材料，陆续交我，因为有些东西一时找不到，所以进展不快。我建议他让其在出版社的女儿帮忙，但他不听，说她水平不行。那时他已患病，我私下与他女儿商议，想尽快完成，但又没法与他明说，他只是说不急，等病好些再说。集子名我想好了，就用“水天一色”四字，但由于他的病发展很快，始终也未完成，终成遗憾。

　　他去世后，在告别厅两边的荧屏上，是我拟的一副挽联：抒华章新闻朝夕激情真堪垂后世，捧翰墨出版寒暑书典自当标青史。

　　（孙 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