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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嘉生任山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如从时间上讲，1990年6月到1991年12月，仅仅一年半，但从所展现出的能力、魄力以及所做出的成绩讲，与前后几任相比，可说是超乎其上的。

　　他6月份上任，8月份即在全社提出开展“双迎百书”活动，即1991年迎接建党70周年和建社40周年，出版100种优秀图书。按照活动要求，各编辑部从筛滤选题做起，确定入选图书，严把质量关，规定进度，印制发行部门进行相应的安排，全社都动了起来。他本人也带头抓了一个重大选题，即《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这一选题是8月份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在山西考察时谈到的，原本是北京某出版社要出的，由于此社出了问题，所以此选题的出版单位尚未落实。陆嘉生敏锐地抓住这一信息，马上组织相关人员从资金、印刷、发行三方面做了预测，然后选定责编人员，立即赴京去与中央党校洽谈，使这套9卷本的大书落户山西，成了“双迎百书”中的“地标”。

陆嘉生总编(左)与全国劳模李双良交谈

　　当时，全国的经济改革正推行承包制，出版由于其性质特殊而实行与承包类似的分级目标责任考核管理。当年12月，在陆嘉生提议下，山西人民社组织10人代表团赴辽宁、山东学习这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如此规模的取经，在人民社历史上是空前的。1991年春节过后，人民社调整了部门机构，与此同时，前后由两位领导班子成员具体组织制订社内目标责任制方案。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涉及各方面的管理指标、考核方法，虽几次起草，几次讨论，但都定不下来，而且越搞越细越难量化，进行了两个多月仍未完成。5月初，省新闻出版局对省国资委、省财政厅的系统承包的合同正式签署，而人民社的目标责任制方案还没出台，当时社长又出国不在。面对这种情况，陆嘉生不怕非议不怕得罪人，果断接手这项工作，在再次听取相关人员汇报以后，拍板决定放弃原草案，另辟思路，另搭炉灶(包括起草人员)，很快搞出了一个简约可行的目标责任考核框架，然后印发全社推行。此事我是参与者，因为我在新成立的信息部任副主任(主任是张立栋)，这一过程中故事不少，陆嘉生表现出的果断与智慧，当时就很令人折服。

　　人民社40年社庆是1991年的大事，社庆活动中的事自然也不少，举两件吧。社庆前领导班子分工决定出三本书，有总书目、画册、书评选，陆嘉生负责书评选，具体承办是信息部。陆嘉生与我们商议确定了几项原则后，就表示要我们放手搞，遇上困难他来解决。在他的支持下，这本书不仅如期完成，而且多处创新。这些创新不但得到当时各方面的认可，而且以后还被多次多家效仿，如以书来统领书评，书评前介绍书的基本信息，后面附编辑心得等。这本书评还成了40周年社庆时唯一完成的书。社里一位编辑杜厚勤以此书编撰为例写了篇编辑学研究的文章，很快发表在《中国出版》杂志上。

　　在举办社庆庆典上，陆嘉生事无巨细处处操心，那时成立了几个小组，我在资料组，社庆时的主题讲话等都是我们这个组准备的。庆祝会临近前两天，陆嘉生叫我过去，说临时有个任务，给四位省委书记准备四份讲话稿，不要长，但要各有特点，怎么有四位?是历任的陶鲁笳、王谦、李立功和现任的王茂林。我们由四个人分头执笔，其中记得有侯浩天，还有谁记不起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些讲稿也许是白准备，但即便如此也得准备，这是惯例。到正式会议那天，我认真听讲话，发现只有陶鲁笳是即兴讲话，没用讲稿，而他那份稿正是我执笔的。事后才知道，所以能请来四位，是因为当时省里正请了一些在京的离任老同志回山西视察引黄工程，陆嘉生就社庆活动直接给王茂林书记汇报，是他的努力促成王茂林做了如此的安排。主席台上坐了四位省委书记，按以人物身份论会议规格的惯例，山西人民出版社这次社庆规格是空前的，估计也是绝后的。

　　社庆活动后不久，陆嘉生就被调到省电视台了，在那边他照样干得风生水起，尤其是促成了黄河电视台与美国斯科拉电视台的合作，一时十分轰动，多家媒体都发表了对他及黄河台的报道。

　　又过去几年，听说他病了，但没想到竟十分严重。那年在北京开会，期间一位在长治就与陆嘉生熟悉的同志告诉我陆在北京住院，他知道地方。于是我们去了，在护理站，护士告诉我们，病人情况不好，你们谈话时间别长了。我们进到病房时，陆嘉生正坐在床上，下身盖着被子，精神很好，房内已有一人(可能是陪视他的)，见我们来了他很高兴，似乎又与以前一样谈笑风生，我心中不禁怀疑，这像病人吗?那次探病后不久，就听到了他离世的消息，他应该是60岁左右，世失英才，太可惜了。而我脑海中则永远定格着他在病床上乐观地谈笑的样子。

（孙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