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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西人民出版社众多编辑中，王晋天很像个农民，这不仅因为他家在市郊农村，还在于他的衣着举止言谈性情，他本人对此并不忌讳，用他的话说：“咱本来就是农民，外又则呢嘞(那又怎么样，方言)。”

组织旅游小丛书时在平遥，前排左一为王晋天

　　王晋天上学不多，他的文字基本功全是工作中学的。20世纪50年代，年纪轻轻的他就被招到山西日报当校对，工作是认真卖力的，但性子太直，也惹下了某些人，十年动乱中，被抓住问题上纲上线，然后到农村劳动改造。大约是1973年，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当领导的刘江偶然遇到他，刘江是老革命，在宣传系统工作多年，认识王晋天。问明情况，刘江说：“你这个后生家会有什么问题，来我这儿吧。”就这样，王晋天到了出版社，进了校对组。后来，校对组一度撤销，王晋天被分到科技组，参与农业科技图书编辑。在这里，他组织了一本介绍家庭腌制各种小菜的书稿，出版后大受欢迎，几次加印，这自然是好事，但王晋天也由此被人揶揄为“咸菜编辑”。若干年后，他给我讲起这事，说：“谁家不做咸菜，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照样拿上这书送他的亲戚朋友。”我觉得王晋天能从百姓需要出发做书，没什么不好，按当时对地方出版社的要求，是“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王晋天比那些笑话他的人接地气多了。

　　王晋天为人办事既真诚又认真，而且极有韧性，他做编辑工作也这样，经他手责编的三本“鉴赏辞典”很能说明问题。面对比他学问大、水平高的作者，他总能以编校认真获得尊重，以态度真诚取得合作的和谐。三本书中，第一本是《中国杂文鉴赏辞典》，这是80年代后期组织的，当时在上海率先推出《唐诗鉴赏辞典》之后，出版界跟风者四起，王晋天与他们编辑室的常士功、来克让也动起了这方面的脑筋，他们见多家都在抓诗词，就选定另辟一路——赏文，在文中又选定杂文。作者则找河北杂文报社，因为那里既办有《杂文报》，又办有杂文理论刊物《杂文界》。此书大约是1987年秋冬起步，由杂文报社联系河北大学、河北师大等高校的教师，河北日报、石家庄日报等媒体的编辑，历时三年，终于完成。在编纂、出版过程中，王晋天可谓殚精竭虑，他说：“咱自知学识水平不足，只有加倍认真，多学多问、多查多校，只能弄好不能弄砸。”河北方面主持者楼沪光、杜文远等人认为选题由山西提出，山西人民社的同志参与大量工作，应列入主编或副主编，对此，王晋天是坚辞不受，他的态度是尽责尽心，干好责编。1991年该书出版，6月召开了首发式，中宣部、河北省委都发来贺信，出席首发式者有80余人，随后消息、评介见诸多家报刊，影响是很可观的。书中所选作品的作者，大都表示感谢，有的已移居美国了，还写信致谢，有的表示愿拿稿费折价购书等，王晋天一一照办。但凡事总有例外，一日出版社突然接省委宣传部告知，有人反映你们侵权，要求此书全部停售。这可不是小事，王晋天着急了。原来给省委宣传部来函的是人民日报某部门的负责人，颇有来历，是1954年因批判《红楼梦研究》受到毛泽东肯定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某作家(当然此时已是大人物了)，理由是山西未经其同意选用他的作品。说法不是没理，但态度着实不敢恭维。在当时情况下，人们的版权意识还较弱，为此而一棍子打死这本书，让人难以接受。王晋天找到省委宣传部相关领导，费尽周折，说尽好话，终使此事平息。这一过程，其他人基本是不知情的。

　　在完成《中国杂文鉴赏辞典》之后，又经历四年，《中国随笔小品鉴赏辞典》完成，责编仍是王晋天。接下来是《中国序鉴赏辞典》，这本书就难了。这一选题是我策划的，所以深知其难。之所以难，主要有三点，一是范围太广，前两本基本在文学范畴，而序则涵盖各门各类书籍，从选作品到选作者(写鉴赏文章)，难度大大增加;二是标准高，序本身就是高于正文的，而这本鉴赏辞典更提出了“名著、名作者、名序”和“思想性、独立性、代表性、艺术性、可读性、简约性”的编纂标准;三是作者积极性减弱。这时已是90年代后期，高校教师评职称压力加大，与学术论文相比，这类赏析文章费力不少，但对于评职称则支持力度有限。这些自然影响了书籍编纂的进展。面对困难，王晋天没有退缩，从太原到石家庄，多次协调，一步步推进。2002年书稿全部完成，可出版有了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被整合，要筹备山西人民出版集团，领导换人，此选题搁置，结果是作者方另找了出版社，责编随之另有他人，王晋天多年的努力换来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遇上这事，谁都会窝心，但后来王晋天也释然了，他说谁出也是出，这证明书还是有价值的。他的态度使我想到胡适的话“功成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这是一种质朴的胸怀啊，只是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对他讲出这句话。

　　不久王晋天就退休了，见面少了，只听说他没闲着，让经济出版社请去了。后来知道他策划组织“山西旅游风景名胜丛书”，该社专门成立了编辑部，社长赵建廷任主任，王晋天在丛书编辑部名单上被列为“首席”。这套书以景点为单位，每处一书，四五万字一本，不厚，直接在景点发售，效果很好，几年中推出几十本，成了经济社的“双效”书。编这套书，王晋天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满足读者需求，他说：“每本篇幅不大，不能只介绍现实能看到的东西，那些东西旅游的人都看见了，要讲背后的故事，既要读者感兴趣，又不能说得太多。”他讲这话时举了《平遥古城》中的《“刀下留城”救平遥》一节的例子。他一直是那样，仍如三十年前的“咸菜编辑”，眼睛向下，接地气。

　　王晋天家在农村，别说老伴，子女中有的也是农民，很长时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挣的钱大多用在后代身上，供养他们读书，现在孙辈中已有几个研究生。他的一生，恰如葬礼上一副挽联所述：

　　躬身书报从校至编汗水洒三晋;

　　恩泽家族由子及孙心血感九天。

（孙 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