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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瑞是美术科班出身，1980年从省测绘局调出版社，1994年调山西画院，以后就是著名书画家了。有次他与我聊，表示对这个“著名”很不以为然，我说：“你不著名可不行，你是院长，你不著名，挡在前面，别人怎么著名?”他笑了，仍是那种惯常的低声的嘿嘿一笑。

晚秋图（国画） 王朝瑞 作

　　我到山西人民出版社时，王朝瑞似乎是美编室副主任，我当时编刊物，后来编书，工作上没有交集，直至他调走前也是。我们有过的共事只有廖廖几次。

　　先说第一次，大约1985年，《山西工人报》拟开一专栏介绍山西书画家，选定的人员中有王朝瑞，此栏编辑托我写王朝瑞，这自然需要采访，也需要熟悉资料，随后写就一篇。命题作文么，说了些什么，早忘了，连这事也是办完就忘了。1986年，山西出版界开始第一次评职称，这次评定中王朝瑞进了副高，评上后他告我，我那篇东西也在他的申报材料中，他表示感谢，这才使我想起曾办过这么件“善事”。

　　再说第二次，记不清哪年了，王朝瑞画了四幅山水画，场景不同，正好是春夏秋冬四季，他把画作照片给我，让帮他拟个题目，说是要送去参加全国的什么展，我想了几个，他选的是《千里岁月》。当时《编辑之友》有“编辑艺苑”栏，刊发编辑的作品及简介，他的这组作品我安排在某期封底刊出。至于参展情况，我就不知道了。王朝瑞在中国画上专攻山水，形成了一种总体清新而蕴含装饰味道的风格，起码在山西是独树一帜的，至今省委会议厅里仍悬挂有他的作品。

　　更值得提的是第三次。1991年冬，我在《文汇报》上见到一篇关于上海民间收藏活动的报道，触发了一点灵感，觉得可以办一个关于收藏的期刊，于是又搜罗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拟就了一个办刊方案，这个方案马上得到时任总编辑陆嘉生的肯定，他亲自完善方案，确定筹办步骤，并决定他任总编，由王朝瑞与我任副总编，着手筹办。王朝瑞对此也很感兴趣，记得我们聊时他曾说：“如果办起刊物，不说别的，起码会有机会见到许多被收藏的书画，这是很难得的。”这种想法对一个书画家来说，一点不奇怪，似乎是私心，但却是真情。我们筹办中还找几位省内的大文化人探讨过，印象最深的是他领我去拜访张颔先生。所以印象深，一是因为于我来说，这是唯一一次拜访，二是那天谈了很多，在老先生那间书屋里待了几乎一下午。老先生出生于1920年，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篆刻家，关于他的学识水平、学术成就及地位，只谈一点即可佐证，他是山西第一个被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选中者。当然这是后话，是那次与我们谈话的几年之后。对于我们创办收藏刊物的想法，老先生先是否定的，其理由之一是山西的人与物都不行，物是指馆藏，人是指懂行的。后来听了我们解释，老先生明白了，说：“原来你们是要讲民间、讲文化啊!这样可讲的东西太多了。”老先生来了兴致，起身去找出多件他收藏的物品一一介绍起来。最特别的一件是一个镜框内镶着两样东西，左边是一块布，长约一尺，宽约两寸，布上的图案是三件东西交叉，一支枪、一支笔、一个公章，右边是宣纸上用小楷工工整整写的一首律诗，这是被勒令扫厕所、当第二所长时的作品。因为自己曾是考古所所长，所以自嘲是厕所所长、第二所长。当时，他遇上一位女同志有件带这个图案的布衫，就向人家讨了一块布头，偷偷写了首诗记述此事与所感。这图案体现了“枪杆子笔杆子保卫革命的印把子”那句话，绝对是空前绝后。在那种环境下能有这种心境，老先生真让人佩服。很遗憾我们没把那首诗抄下来，当年也没有手机可以拍个照片，但看那物件时，我倒是想，如果设计一下做刊物的封底，挺好。

　　办刊工作积极推进，刊名拟为《收藏家》，陆嘉生利用上海的关系与上海民间收藏协会取得联系，对方十分支持，不仅答应供稿，还提出包销五千册，陆嘉生又拟定了顾问名单，大约七八位，现还记得其中有余秋雨、邓云乡。当时的余秋雨还没以后那么有名，他那本《文化苦旅》是第二年即1992年才出版的。为办刊，我们搜集到不少信息，有不少是很有意思的，如上海有收集名人用过的筷子的，其中有尼克松用过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陆嘉生被调去山西电视台当台长兼省广电厅副厅长，同时原社长也退休，人民社来了位离退休还有一年多的社长。新社长的任务大概就是守住摊子，对办刊之事变相否决。所谓变相，是不否定，但又找种种借口拖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去费力干嘛。过了一年多，他退了，而陕西也创刊了《收藏》。

　　两年多之后，1994年，王朝瑞调山西画院，我被派去主持《编辑之友》。王朝瑞去画院后我还去过，但聊的多是书画方面的事了。王朝瑞干什么都很卖力，在山西艺术圈内人缘很好。山西著名学者、书画家林鹏先生曾给他写一首诗：

漫荒野地一头牛，

清泉野草不用愁。

风风雨雨随他去，

自由自在度春秋。

　　可惜，王朝瑞只有七十岁就离世了。

（孙 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