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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出版社时，郭平凡是老编辑，大家称他为郭老，后来才知道，他来出版社时就已经是老编辑了，他是1979年56岁时来的。

　　虽说当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也去找他这样的老编辑请教，但真正让我感受到郭老的较真劲是1991年我受命编那本《书评选》的时候。为编这本书，我几乎是挨个找编辑提供书评和邀写“附言”的，尤其是像郭平凡这样已经退休的老同志。郭平凡给了两篇，一谈《晋祠志》一谈《中国近代报刊史》，这已经是很令我满意了，但未料他又问：“你们这书评是只说好呢，还是也说不好呢?”这倒一下问住我了，这问题在制订编纂方案时没考虑过，从当时别省出版的同类书中也从没有批评某书的，但我想，既为书评就该是评好也评差的，所以就回答说：“应该评什么都行。”于是他说：“给你两篇，你要敢就用，不敢也不勉强。”这两篇一是批评山西人民出版社某书的，一篇是批评好几本书的，由于要与这本《书评选》的体例统一，即“以书为纲”，所以最后选用了前一篇，即便如此，这也开创了全国出版社自编书评选中有“揭丑”文章的先例。这件事使我领教了郭平凡这位前辈的认真与耿直。

郭平凡在书房读书

　　郭老自己说过，他是离而不休，从离休之日起，他就被聘为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审读员，检查各出版社所出图书的编校质量。与此同时，一些出版社还请他外审或质检，他的水平之高、审读之严在各出版社编辑中是有口皆碑的，大伙私下开玩笑地说：“落到郭老手里，能全身而退则是万幸。”这点，我也领教过。1993年，我在社办工作，没有编辑任务，但也可编书，那年正逢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想该做点事，于是与国防大学一位年轻博士商议，策划了一套“毛泽东研究新视野书系”，每本都是前人未曾关注的课题，如《毛泽东与社会预见》《毛泽东与美学》《毛泽东与商品经济》等，专题报批，专家外审等环节完成之后，我又拉上办公室的聂正平一同责编，说好要认真编校，自认为做得还可以。后为保险起见又特别请郭老再看看，结果还真又发现了多处疏漏，尤其是书中引文，按规矩责编是需要逐条审核的，但我们对于感觉挺顺之处就过去了，郭老却一一核对，凡他挑出的错，让你不服不行。比如原文应为“美帝国主义者”而引用时丢了“者”，如不查原文是绝对感觉不到有错的。

　　郭老的经历是传奇而坎坷的。他生于1923年。1944年，他在陕西城固上高中，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极艰苦阶段，国民党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他毅然报名，编入青年远征军赴云南，但未料战争形势逆转，青年远征军还未到缅越前线就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1946年，青年军提前复原，他决定继续求学。凭着扎实的基础，他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7年转入北京大学，学了一年后，1948年通过中共地下党离开北京进入解放区，在河北正定县进入华北大学。这是为培养年轻干部刚成立的共产党的学校，校长是吴玉章。郭平凡学习一段时间后留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成了组建中国人民大学的三所学校之一。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清点档案，承续革命传统，于是在两所大学都没有上多长时间的郭平凡，由于其投身革命，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认定为校友了，历史就是如此诡异。1957年，郭平凡被打为“右派”，由此成了“职业运动员”，两次被下放到农村改造，被原单位解除关系，只能靠挣工分吃饭，直到“右派”问题最终改正。这些，是在我退休之后，有机会听郭老闲聊知道的。郭老身材不高，体形清瘦，我真难想象他被批斗时候的样子，也难以想象他在这种经历中如何学到那么多知识。倒是他一句俏皮话使我永远忘不了：“当年那些批判我的人，说我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现在我的花岗岩脑袋还在，他们却都见上帝去了。”说这句话时，他虚岁九十。

　　郭老一直有股硬骨头劲，或者说是刚正不阿，他审读书稿严谨，对一些看不惯的问题也是直说无忌。一位部门领导退下来后写了一本50万字的书，正式出版了。此书明为读史，实际是借讲述古代历史，结合自己经历，是本变相的回忆录。说实在的，这种书出来未必有什么人看，作者大多是送人的，出版社责编也不一定认真对待。但没料此书被安排到郭老审读，他越看越反感，最后竟写下一篇题为《借读史论政为名行自我标榜之实》的文章，直指其“借论政给夫人涂脂抹粉表白自己清廉”“借寻访古迹炫耀自己”“借评论楚怀王与屈原为自己喊冤叫屈”“利用刘邦故事编造现代神话”，等等。看这些小标题，就可感觉到文章的尖锐火气了。这种事，多数人不一定会愿做、敢做，但郭老就做了，或许真是“花岗岩”之故。

　　郭老享年96岁，离世前一个月，还拄着拐杖在小区院内与人聊天，除眼花外，头脑还挺清晰。病倒不足一月离世，可谓长寿善终。

　　(孙 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