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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一夜，咣当咣当。我这只来自黄土高原某一眼井里的青蛙，游到了北京这个满眼全新的大海里。不需要河伯告诉我这里的水有多深。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跳出井台的。

　　后来，听了宁德厚先生的讲座，我明白了，改变命运的不是一次成功的高考，不是读大学的经历，不是一纸大学文凭，而是时代。

　　中央乐团的音乐家宁德厚先生曾多次应邀来我校办讲座，一段一段地讲贝多芬的《田园》、讲《命运》，有时会带来自己的同伴，组成一个小型的乐队为我们演奏世界名曲。整个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有一阵，我们的校园里甚至以听交响乐为时尚。而在1980年代中期，港台音乐才是真正的流行音乐。可惜的是，依我的出身和经历，仍然不大可能对交响乐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只记得他讲“梆梆梆梆”，那是命运在敲门。

　　真正让我为之动容的是宁先生讲了自己“文革”中的一段经历。他告诉我们，“文革”期间，中央乐团的艺术家们都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思想，他当然也难以幸免。于是，一双拉低音提琴的手改行去挑大粪、种白菜。这没什么奇怪，“文革”期间，这只是种种黑色幽默中的一种。艺术家们只有无奈地接受，默默地承受，除此别无选择。有一次他终于请了假，带着一身的大粪味儿回到家中，儿子冲上前来紧紧地抱住他，叫了一声爸爸。宁先生顿时潸然泪下。他的儿子已经十几岁了，那个年代，儿子一旦长得足够高大，父子之间就不会以拥抱作为交流感情的方式。中国人最讲含蓄。时势面前，宁先生不得不低头，能够于心慰藉的便只有血脉相连的亲情了。

　　父亲曾经对我说，如果不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还像过去那样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村里有十个指标也轮不到你。我信。关于文革，父辈们有太多的记忆不堪回首。1988年，大学毕业。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夏日，我把所有的行李打包在七个大小不一的纸箱里托运回家。其中，大部分是书。那是一次情绪黯然的归途，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此刻当然也是各奔东西。我知道，时代又向前走了四年时间，我的行囊中不过多了校长李子明签发的毕业证，还有学校发的派遣证，充其量算是没有被时代甩下列车。入学时的神气活现早已消耗殆尽，倒是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战战兢兢。

　　参加工作以后，有一次陪省外来的客人去五台山路过家乡，我对客人说，你看公路上开蹦蹦车的那些人。如果当年考不上大学，说不定其中的哪一位就是我。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李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