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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代诗人元好问有《神山古刹》：“平地孤峰屹一拳，伊谁建寺在危巅。金身入梦基初立，白马驮经刹始安。碑断犹存蝌蚪字，梁空不辨汉唐年。山前借问缁衣老，屈指桑田几变迁”。诗中这个神山古刹，说的就是我的故乡神山的遗山寺。

　　有一次在同学群里聊天，一时兴起，写了一句，“神山有遗山，遗山无意成神山”。少顷，有神山籍同学答来：“好问长学问，学问缘来因好问”。并且笑称，征联哪有先出下联的?仔细一想，仄起平收，寻常规矩，竟是忽略了。其实也不是忽略，本来就不甚了了。群里仍然迎来一片点赞。得意之余，请擅长书法的同学书写出来。笃定表示，他日，定当裱糊停当，恭恭敬敬挂在遗山书院里，也不枉遗山寺经历的这一路沧桑。

　　说起故乡，话就长了。打从记事起，我家门口就是一个热闹的所在。因为，当时我家位于神山村的中心位置，家门口有一座旧戏台，戏台上经常会演唱样板戏，戏台前的小“广场”容得下几百人，全村老少都会来看。记得演《红灯记》的时候，村里学校的一位知青老师演鸠山，上唇用灶黑点一粒仁丹小胡子，腰挎木质东洋刀，没有马靴，就用一双长筒雨靴代替，神情夸张地威逼利诱李玉和，让人印象深刻。多年以后，我曾很自豪地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家门口在神山村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别人就笑我托大。一笑而过。

　　那座旧戏台的历史使命几乎是与“文革”同时结束的。“文革”结束后头几年，村里的集体经济不错，专门斥资修建了新的大戏台。新旧戏台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新戏台坐北向南，高大巍峨，但实在称不上有什么美感;旧戏台坐南向北，矮小破败，一副潦倒模样，但仔细端详却是古色古香，别有韵致。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这座旧戏台会坐南向北，后来听老人们讲，戏台对面曾有一座庙，庙会时照例要唱戏，戏是唱给神佛听的，所以才叫庙会。神佛吃些香火就罢了，热闹的自然是十里八乡前来赶会的人们。庙什么时候被毁掉?老人们语焉不详。

　　不记得是哪一年，旧戏台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不久，新戏台取代旧戏台，我家门口在村里的文化中心位置也随之改变了。随着“文革”结束，样板戏不再上演，传承几百年因“文革”而中断的“七月七”庙会又恢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戏台成为庙会的核心区域。而本应成为庙会核心的遗山寺早已被“文革”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一座魁星塔兀自独立山顶，风铃随风而动，声音分外苍凉。新戏台演绎古庙会，让人觉得，村里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庙会就像一个垂垂老妪穿了一件时尚牛仔裤，很是滑稽。

　　尽管有些滑稽，但有力地证明，传统文化并未因文化革命而被斩草除根，也让我对“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村里对庙会十分重视，请我的舅爷爷执笔为戏台写一副对联。我的舅爷爷叫范能文，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新戏台上“人民舞台”四个大字就是他的手笔。我家后来翻修老宅，门匾“行行行”也是舅爷爷的作品。三个“行”字，都是用行楷写成。三个字是同一个“行”字，念法可以不同，让我的父亲很是得意;三个同样的字写在门匾上，还要显出不同的笔法，不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就是功力了，让我的舅爷爷很是得意。

　　虽然叫能文，舅爷爷其实是一介武夫，也就是个初小文化水平。解放战争时，他当过晋绥军的营长，后来做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问他，愿不愿掉转枪口去打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出于对残酷战争的恐惧、对和平的向往以及对生命的珍惜，他选择了领取两块大洋的路费返乡。历史证明，他的这个决定是荒诞的，让他背上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直到20世纪80年代。亏了他还有这一手好字，过年时不论村支书还是村长，都需要请他写春联。因此，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他除了抬不起头来，倒也没有受太多的苦楚。这是对文化的反讽，但也说明了文化的力量。写毛笔字自然没问题，问题是写什么。这让能文老先生很为难。于是，读过师范的父亲和正在读大学中文专业的我勇挑重担，搜肠刮肚编出了一副长联：

　　“牧畔古刹高塔凌云鹊桥日慕名朝圣母，遗山胜境孤峰独秀七月七万众祝升平。”这个联句谈不上对仗工整，实在是差强人意，不过好歹把遗山寺、牧马河、七月七、奶母庙这些与我们神山有关的人文地理标志罗列了一番。于是就堂堂皇皇贴在戏台两侧，引来好多人啧啧称赞。

　　不曾想，2014年，忽然看到微信朋友圈里一篇文章，叫作《晋人晋事，七月七逛神山》，文章结尾处居然引用了这副对联，并说，“好在遗山楹联给我们留下了当初的盛况”。打眼看到，不禁哑然失笑。不过是一时应景，这联句啥时候挂到遗山寺过?难道是古人托梦寄言，我记错了词?

　　(李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