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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花飘落，春寒料峭。古朴沧桑的太原文庙迎来了一波“考古热”，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在此开展的“考古的温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从240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至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从养蚕缫丝、谷物酿酒到彩陶器物、采铜冶炼的生活片段，陈列展出的387件(套)出土文物叙说着人类文明发展。

　　据了解，2016年至2020年，山西共推进228项田野发掘工作，揭露面积达21万平方米。5年多来，考古人员共完成3000余件青铜器、牙骨角器、玉石器及陶瓷器的修复。

　　新年伊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20多个项目组又奔向田野，从汾河湾边到桑干河畔，从吕梁沟壑到太行深处……

延伸了历史轴线

　　2020年，正逢西侯度遗址发现60周年，法国《人类学》杂志第11期刊登了山西芮城县西侯度遗址最新测年数据及相关研究成果，判定该遗址同位素年龄为距今约243万年，这一结果比原先提早了60多万年。

　　“按照科学方法取样，2009年7月到9月，光是打钻就打到70米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益人说，收到论文刊发的消息后，他在日记本里写下这样一段话：2020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二天，姗姗来迟的消息在焦急的等待中到来了，一块重重的石头落了地!这是对西侯度遗址发现60周年最好的褒奖和纪念。

　　从1959年在西侯度发现一段距今100多万年的轴鹿角化石起，中国考古人就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俯身追寻，将中国古人类用火的历史推进到180万年以前。

　　一直以来，我国由于缺乏距今10万至5万年的人类化石及考古资料，一度被认为是从非洲扩散而来。大同李汪涧遗址的测年数据表明，距今10万至7万年，现代人就已生活在大同盆地，使用石片石器猎取马、牛等动物作为肉食，佐证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

　　此次测定的石制品也使西侯度遗址的石器成为欧亚大陆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同位素测年证据支持的古人类遗迹，证明了直立人走出非洲之前，欧亚大陆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掌握利用砾石打制石器的早期人类的存在，极大地延伸了东亚地区人类起源的时间轴线，对突破西方主导的“走出非洲”理论、进一步丰富黄河文明的源头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增强了历史信度

　　展架上，一枚形如枣核、沾有浅褐色斑迹的石雕赫然在列。这便是2020年考古人员在夏县师村遗址进行田野考古时，发掘出距今6000年的石雕蚕蛹。

　　2019年至2020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单位联合对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其中就有距今6000年仰韶早期的4枚石雕蚕蛹，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吉林大学教授段天璟说，从这些发现可知，在距今6000年左右，位于运城盆地的夏县很可能已经有了人工养蚕缫丝行为。另外，它是用中条山上的花岗岩刻成的，能将花岗岩刻得这么精致、纹路清晰，说明当时的先民对蚕非常喜爱和重视。

　　位于山西南部的夏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相传黄帝正妃嫘祖教民养蚕于夏县。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和考古学先驱袁复礼来到夏县西阴遗址，主持了由中国人独立开展的首次考古发掘，发掘出了人工切割的半个蚕茧。该蚕茧距今6000年左右，成为中国丝绸文化古老的见证。而这也是首次由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标志碑”。

　　“不但是仰韶早期养蚕和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而且也给西阴蚕茧的出土提供了值得信赖的空间。”山西省考古院研究员田建文这样评价石雕蚕蛹的发现。

　　考古人员还在临汾桃园、离石德岗发现大量炭化粟、黍种子和石斧、陶刀等农业工具，表明距今5500年左右，山西已形成以粟作为主的成熟农业形态。同时闻喜千金耙、绛县西吴壁等铜矿采冶及铜器铸造遗址的发现，也成为中原夏商王朝铜矿资源控制和利用的直接证据。

丰富了历史内涵

　　长期以来，学界都有“晋南无晚商”的说法。

　　2017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运城市的考古工作者对山西省闻喜县酒务头M1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惊喜。这座“甲”字形墓葬，规模很大，形制特别，规格很高，腰坑内有殉牲，而在墓葬一侧还有陪葬车马坑，还出土了大量带“匿”字的铭文铜器。

　　墓葬等级高，墓主人身份显贵，这让现场的考古人员异常兴奋。通过对墓葬形制和出土青铜器的纹饰、造型进行判断，考古工作者最终确定这座墓葬为商代晚期遗存，墓主可能是仅次于商王的方国首领。

　　商王朝的疆域由王畿与方国构成，王畿是商王属地与附属国族聚居区，方国则是分布在王畿外围四周的政治据点。该墓地的发现，填补了晋南晚商遗存的空白，确认了一处新的殷商方国“匿”族所在。该处遗存也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安机关的努力追缴下，这座经历盗墓风波而存留的大墓，29件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3件)得以回归，为这座商代晚期贵族墓葬提供了更多实物佐证。

　　从商王朝西土桥头堡到晋霸中原的沃土，位于临汾盆地东南的襄汾陶寺北墓地是东周时期晋国贵族的家族墓葬区，其出土的铜鼓座、镂孔铜豆等，代表着周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南扼雁门关隘的山西朔州是汉王朝抵御匈奴南下的战略要塞。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朔城区后寨村抢救发掘了400余座东周至秦汉时期墓葬。后寨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北方长城沿线地区东周至秦汉时期的墓地布局、墓葬等级制度和丧葬习俗等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同时对探讨战国时期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2019年11月，一大一小的两口木构古井在阳泉市棚户区改造施工过程中被发现，小井上部已毁，大井木构井壁保存基本完整。该井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这一时期结构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木构古井。九边形的构造颇为奇特，砌筑工艺考究，木构件中的槽口榫、企口榫等是现存最完整的早期榫卯结构实物，体现了高超的设计理念和先进的建筑技术。

活化了历史场景

　　“石器拼合是考古学研究石器制造工艺流程的一种反推式研究方法。”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张光辉介绍，研究人员通过石器拼合，复原了10万年前丁村人石器制作、加工的操作链，还原了一幅10万年前人类的生活场景图：活跃在汾河两岸的远古丁村人，以角页岩砾石为毛坯生产石片石器;使用三棱大尖状器、刮削器、石球等猎取象、鹿作为食物;使用火来进行御寒和烹饪。

　　色彩鲜明、规模恢宏，长治史家庄墓地出土的百人琉璃仪仗俑由门神、武士、伎乐、丈官、武将、侍从、轿夫等组成，再现了当时的礼仪制度。明朝实行封藩制，封地位于山西的有晋王朱棡(太原)、代王朱桂(大同)，以及后来迁入的沈王朱模(长治)等。长治史家庄墓地出土的琉璃仪仗俑，墓主人是沈王家族云和郡国奉国将军朱恬鰠。

　　新绛窑头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马、天王、镇墓兽等题材的陶俑，既是墓主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社会安定、物阜民丰的现实写照。

　　201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河津固镇发现一处宋金瓷窑遗址，河津窑金代瓷枕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这一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为国内外相关瓷器文物找到了烧造窑场，而且揭示出完整的制瓷产业链，为研究宋金时期河津窑的制瓷流程、烧窑技术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北朝至明清时期，中国经历了两次民族融合高潮，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东西方文化的互鉴，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并在东亚和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山西是北朝核心统治区域，大唐风华初现之地，也是宋元时期北方经济文化重心，明清晋商耕耘的大舞台，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展示了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