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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中游“L”形的河流走向，在河东、河西与河南，分别大致划分出了晋、陕、豫三个省份，这里是华夏文明起源之“三足鼎立”的核心地带。上古“三皇五帝”传说，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之说，大致对应的地点，均位于晋西南。据《左传》等先秦文献记载，西周时期晋国始祖唐叔虞分封于“夏墟”。华夏文明的起源，当与山西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从考古学上亦得到了部分印证。以夏县西阴村命名的西阴文化，绚丽的“花”纹引领了史前彩陶时代文化大变革的浪潮，襄汾县的陶寺文化遗址初具国家和礼制雏形，均凸显了晋西南在华夏文明形成初期所具有的核心作用。山西境内出土了商代早期、商代晚期、西周、春秋和战国序列完整的青铜器，成为理解中国青铜时代方国文化艺术和礼仪制度极佳的标本库。上古、中古和近古，山西长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的熔炉，特别是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对华夏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始终一脉相承。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相对封闭的特殊地形，省内遗存的古代文物，无论是地下还是地面，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可称得上是保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基因库。

　　此次“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主题为“华夏之华”，第二个“华”字寓意深刻：华，花也，美好，亦借喻西阴文化之“花”;《书·舜典》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孔传：“华，谓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尧，俱圣明”，意即文德之“华”，即礼乐教化，始于尧帝，传夏族正是兴起于晋西南。

　　本次展览通过“文德幽明”“瑞节信玉”“道生器成”“万流归一”“汉唐奇迹”“画妙通神”六个单元，分别重点展示了史前文化、玉器、青铜器、汉唐至元明多民族文化的交汇、雕塑和绘画等内容的古代文物，并将它们置于宏大的中国艺术与文化史的架构中进行阐释，从而彰显本次展览的深刻主题——山西古代文明，无愧是华夏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优秀代表。展览将不同的文物置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讲述和“中国”相关的不同主题的故事，以使得每一件文物都能够鲜活起来。

　　以史前文明为例，重点展示的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夏县西阴村命名的西阴文化(又称庙底沟文化)、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重要文物，凸显了山西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中期和龙山时代晚期三个时段曾经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一，柿子滩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现存距今2万至1万年间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原地埋藏遗址，对于探索中国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二，西阴文化时期是史前文化的一个大变革时代，重组、融合了多种文化区系，以彩陶上绚烂的“花”纹为主要艺术特征，鼎盛期的影响范围，东至沿海、西至甘青、北至内蒙、南至长江，在不同的地区又演化出多种新的文化类型，从而在文化和地理的空间格局上，为后世以中原为核心地带的历代王朝、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三，在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大型聚落遗址，不仅发现了城墙、宫殿和高等级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绘制精美的彩陶、玉器、漆绘木器、铜器零件、礼乐器等，显示其与早期中国可能存在的王朝有关。陶寺遗址是传统文献记载中，夏朝建立之前，中原文明达到的第一个高峰，并与学者一般认为的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交相辉映，可以认为是最早的“中国”。

　　山西境内出土了大量史前和商周时期的玉器、青铜器，这两类文物也在本次展览中得到重点展示。中国古人认为，“制器尚象”“器以藏礼”，展览并非简单陈列这些珍贵的文物，而是尝试解读它们的深层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早期中国艺术与文化“故事”的叙事主体。“瑞节信玉”便是我们首次根据早期文献记载总结出来的概念。总的说来，玉器分佩玉和礼玉两种，后者有着更为重要的用途。《周礼·地官司徒》记有“掌节”之官，王的命令向天下传达，必有“玉节”作为凭信;《周礼·春官宗伯》又记有“典瑞”之官，“瑞”就是玉瑞，“瑞者以玉为信也”，说明玉器有符信的作用。

　　各种青铜礼乐器具，是器主身份、权位的象征，器、车服、名、爵号，君之所司也，故孔子曰“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帛书《老子》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青铜器的造物原理，当包含“器”与“物”的双重内涵：“物”乃献祭之“牲”，“器”乃“牲”之用也;“器”有形，便是形而下的“形(刑)”，即器形和纹饰;“刑”和“器”的制作，莫不尊“道”。因此，展览精选的商周时期青铜器，无论是出自商代方国大墓，还是西周历代晋侯墓、霸氏墓，或是春秋赵卿墓，均是其所处时代之华夏礼制在不同层面的映照。

　　汉唐至元明的历代文物，我们以“万流归一”为主题，说明山西自古即是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之地，并最终与其他各地区的文化一起，汇聚为统一多民族的中华文明。

　　在山西境内保存的历代遗存文物中，雕塑和壁画尤为闻名。本次展览通过细致的学术梳理，将这些展品置入中国艺术史的书写中进行阐释。北魏皇室命人开凿大同云冈石窟，造就了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晋阳(今太原)成为随后东魏和北齐实际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佛教艺术从而实现其中国式审美的完全转换。艺术史学家方闻在《艺术即历史》中将这种转换总结为一种可比拟“希腊奇迹”的“汉唐奇迹”。北魏至唐之间，中国佛教造像经历了三部曲的演变：从北魏古拙的正面风格，到北齐、隋朝的圆柱形式，再演变为初、中唐时的三维造像，清晰地反映出立体状物技法的发展历程，系统展示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成就，是书写中国雕塑史的关键资料。

　　与中国雕塑从平面走向立体的发展历程相一致的是，6世纪中期之后，中国绘画也出现了外来的明暗法造型风格，这就是唐代史学家许嵩在《建康实录》中提及的一种运用晕染技法所能达到的逼真效果，称为“凹凸画”。但在中国趣味改造下，它又逐步变为笔墨的语言，至8世纪盛唐时期完全成熟。山西保存了大量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寺观壁画，近年又出土了为数众多的汉代、北朝、唐代以及宋金元的壁画墓。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为我们重新书写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展现出中国古代高超的绘画成就。

　　“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让人们“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展览不仅让观众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华夏文明看山西”，更为传播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贡献力量。

　　(谈晟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