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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30多岁的康有为已经在两年前给皇帝上过万言书，写过《广艺舟双楫》，却乡试不第，投奔同乡不通，大发“浮海居夷之叹”。只好回到广州曾祖留下的祖产云衢书屋里，开始设馆收徒。

       虽然在北京的上皇帝书轰轰烈烈，但是连个举人都不是的康有为，要在偌大的广州城里开馆收徒，可就难了。广告还是要做的，于是在云衢书屋外写了一张招生启事，贴在门外。看见的人嗤之以鼻。有好事者居然在广告旁边用淡墨写下几个字：监生亦居然出而教馆乎？

       张贴半个月，无人问津。

       是年3月，第一次以客人身份到云衢书屋拜访的陈千秋，是梁启超的同学，梁氏“治考据典章之学”，皆以陈千秋为“导师”。此次拜访，陈氏本欲与康有为辩论，但是康有为“凡三与论诗礼，泛及诸经”，并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陈千秋“恍然悟”，3个月后拜入康有为门下，成为他的第一个学生。随之，梁启超、陈通甫、徐勤、韩文举、梁朝杰、麦孟华、曹泰、王觉任等人拜师康有为（《康有为及其弟子》）。于是，康有为在圣人、学者、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维新的改革派、落后的保皇党、说大话的伪君子等诸多身份外，多了一个教育家的身份。

       康有为给皇帝上书说“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在先叫长兴学舍后改名的万木草堂里，康先生确实算得上是一流的师长、优秀的教育家。每次讲课前，先把标题书写在堂上，要开始讲课时，击鼓三通，学生齐集，分东西两行，老师光临，左右点头致意，老师才坐下。座上无书，讲席之上，一壶一杯，讲到一半，书童进点小食，十足的仪式感。又兼康有为口才一流，“援古证今，诵引传说，原始要通，会通中外”。外加康有为讲课又颇为自重，“未尝见其交足叠股，八字着脚，到底不懈”——不引用一下他弟子的原话，都不足以传达出他讲课时的状态。

      不仅如此，康有为的人格魅力在学生眼中也是十足的。弟子梁启超就说：“其品行方峻，其威仪严整。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至恳。”弟子卢湘父回忆说，他在房间练字，康有为忽然进来。卢湘父连忙起立，康有为示意他坐下，再手把手教他写字，数十年后，卢湘父依旧记得“掌软如棉”的温暖感觉。一直视为大弟子的陈千秋26岁吐血而死，康有为非常伤心，恸哭不已，在草堂率同门公祭，亲读祭文也是“凄怆欲绝”。从这些康有为与弟子交集的点滴，都可以看出他对教育的用心。

       康有为一生三次办学，尤以万木草堂为最。万木草堂“必以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的面试招生方式，以及中西兼备的课程设置，学长制的制度设计，都应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一席之地。只是他自己尚不知道，他其实不适合从事政治工作，更适合做教育工作。可是他又志在政治，难免把政治的意气带到教育中来，对学生也就越来越近乎专制了。学生欧榘甲对老师的保皇宗旨有不同看法，写信说：“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唯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欧榘甲回国创办实业，也难逃老师革出教门的“惩罚”。康有为甚至向政府举报自己的学生是“谋乱逆首”，终于从专制走向了卑鄙。

       康有为先是耐不住寂寞的先驱，后是容不下孤独的书生。本来，先驱与寂寞是割舍不开的，可康有为不是这样。“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是他自己的话——借用学者茅海建的评价，康氏之语，多有自扬夸张之处，“须处处小心”，诚如这句诗，曲径危桥其实只在百日维新之后经历了，“吟身”一说倒是证明康有为还是略有自知之明。他骨子里是书生，是艺术家，可又耐不住寂寞，非要做别的，那就生硬极了。设想不是演员的人非要演大戏，演技之拙劣，就可想而知了。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的结尾，用李十力的名字与康有为对话，说他是活在民国的古董。他的生命在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时候就已经牺牲。其实，康有为一生也是不幸的。不幸在，清朝说他是先驱，太先进了。民国说他是古董，太落伍了。他一生都是矛盾的。梁启超说他倡导戒杀却每天吃肉，称颂一夫一妻却纳妾，每说人类平等却喜欢使用奴仆，极美美国民主却专行保皇。作为教育家的康有为，也是如此。

       但毕竟，康有为做过一回先驱。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天，62岁的康有为还是发表了《请诛国贼救学生电》，赞扬五四运动中“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则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正是《北京法源寺》中李十力所说的：最后这一段路，他还是走在前面。    

匡双林